写不写这些文字，犹豫了很久。父亲已驾鹤西去，在天堂安家，我怕这些文字打扰父亲在天堂的宁静。很多人回忆父亲的文章都是讴歌父亲严厉和辛劳，从来没有人把父亲的陋习写成文字。然而，作为普通人，每个的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，父亲的缺点和陋习，作为儿女，是不是可以视而不见或为尊者讳，我一直在这种矛盾的心理交织着，有时静下来，想着父亲的人生和自己的人生，父亲的个性与自己的个性，都是迥然不同。我成年后即离开家乡，到遥远的外地工作，因为性格原因，我与父亲几无交流，这段文字，也算是写给父亲在另一个世界的书信，在感恩父亲的同时，也祝愿父亲在另一个世界不要再有在人世间的这种陋习。
我记事时，村委会不叫村，在生产大队。父亲是生产大队大队长。乡亲们都叫我大队长的小儿子，人前人后或许还有点优越感。童年对父亲几乎没有什么印象，父亲到处忙着开会，基本不干农活，很少在家。夏天，生产队中午有时会休息一会，母亲就把家里的门板缷下来，搁在堂屋，我和母亲睡在窄窄的门板上，母亲扇着风，抓抓我背上的痱子，我与母亲相拥着，很少看见父亲的身影。
最初对父亲印象是父亲挑着我去县城看医生。那是旧历年底的冬天，春节的前几天，空气中也弥漫着节日的气氛，给人一种欢快的感觉。那时乡亲生活贫困，为节约粮食，为响应伟大领袖“平时吃稀，劳时吃干”的号召，每个家庭在过年前都要“嗵吵米”以便在春节休息期间作为充饥的午餐。这天湾上来了“嗵炒米”的艺人，在湾前面的空地上摆开阵式，“嗵”的一声就像是新年的鞭炮，很喜庆的样子。小朋友也因为“嗵炒米”而变得欢快起来，围着长长的布袋，或做游戏，或玩笑打闹。这时，有人鼓动我与湾上的架子摔跤。架子长我三岁，体格健壮， 一个侧腿将我重重的摔在地上，我爬在地上大哭，不能动弹，更不能站立。晚上父亲回家，得知我不能站立，感觉可能是腿部骨折，显得很着急的样子。当天晚上，天气陡降，大雪纷纷，第二天一大早，父亲冒着严寒，挑一担箩筐，挑着我到当时的专区医院治疗。为了保持平衡，一个箩筐装着我，一个箩筐里装些土砖，那天雪下得正紧，我从箩筐里看到父亲在大雪里矫健的步伐，白白的雪花飘落在父亲的身上，父亲的脚步声与喘气声交织一起，滋润着田野上冬天的麦苗，也滋润着我童年的记忆。父亲带我在医院绑上石膏，又将我挑回家里，来回20公里的路程。出发时装着土砖的箩筐，回来时已被大雪覆盖。回到家里，父亲把土砖码放好，抖落箩筐里的大雪，瞄了一眼我绑着石膏的腿，紧皱的双眉有一些松开，露出一丝浅浅的微笑，沉重的心情有些轻松。
父亲外号“魔气”，小时候我不知道父亲的外号是什么意思，长大了才知道这是“魔鬼脾气”的简称。乡下人虽没有多少文化，但乡下人取外号绝对是形神兼备，惟妙惟肖，画龙点睛。湾上把蛮不讲理的人叫“螃蟹”，对于脾气很顽固的叫“犟糊”，把好斗的人叫“公鸡”。对于父亲的“魔气”，或许是因为从小我比较听话的缘故，没有领教过，但哥哥很小就领教过。那年哥哥打碎了湾上一个人的眼镜，自知闯下大祸，不敢回家在外躲起来。黄昏时分我看父亲拿个手电筒出去找哥哥，偌大的田野和村庄，不见哥哥的影子。母亲有些着急，在外面的田野上大声叫喊，承诺回家不挨打，饥寒交迫的哥哥才回到家里，一家人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。
我上小学时，学校盛行红小兵。我是学校红小兵大队长。同学说我家有二个大队长，父亲是生产大队的大队长，我是小学红小兵的大队长。很长时间我在同学面前不好意思，学校发的三条杠的红袖标从来不带。现在想起来，我在小学期间，这段时间应该是父亲人生中的“黄金时代”，每到春节，总会有乡亲提着几瓶酒或几包烟到我家来拜年，礼物虽不值钱，但在那个贫穷的年代，也是难得的奢侈品。家里好像总有喝不完有酒，到征兵季节，偶尔还有参军的家庭送来几瓶那个时代希罕的桔子罐头。父亲大队长的头衔，或多或少都给家里带来一些实实在在的看得见的实惠。
在大集体时期，大队干部要做社员群众的表率，道德的楷模，尤其不能抹牌赌博，这种观念一直持续80年代初期。父亲在任大队长期间，从不参与抹牌赌博，春节期间，有时还带着民兵到处抓赌，整肃净化社会风气。父亲有时在家里还教育我们，不要养成抹牌赌博的陋习，发家致富的路有千条万条，但没有抹牌赌博这一条。我对此记忆深刻。我没有染上抹牌赌博的陋习，或许与父亲的言传身教有关。
大集体解散，国家实行了分田单干的政策。这时父亲开始参加劳动，干些农活。双抢期间也挑草头，割谷栽秧。父亲当了多年的大队长，长时间没有干农活，虽说年龄不是很大，但突然的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显得有些力不从心，劳动几天要休息一阵，时常向我们抱怨分田单干的制度把人心搞坏了，不如以前的大集体时期，民风纯正路不拾遗。
我读初中时，上学的路上经常看到父亲带着大队干部向农民收“三统五留”，父亲拿着一杆秤，其他的干部挑着萝筐，挨家挨户收谷。农民生活贫困，刚刚解决温饱，根本没有多少剩余，对此抵触很大，免不了与乡民发生口角冲突，有时我看见父亲与农民讲国家的大道理，有时看见父亲在一旁低着头，一言不发的样子，一些特别贫困的农户实在交不出这些“苛捐杂税”，大队干部就会主动去撮谷赶猪。有些乡亲们说现在的大队干部比当年的日本人还坏，进门就撮谷，形象恶劣。在干群关系紧张的年代，父亲大队长的头衔少了份昔日的荣耀，多了份无奈，我也隐约感觉到乡亲们看我少了些许往日温柔尊敬的目光，多了份异样的神情。
父亲在大队有权威，在家里也是绝对有权威，而这种权威是不允许挑战的。我因为年龄小不知道，刚过门的嫂嫂因为不熟悉家里的情况也不知道。嫂嫂过门不久，不知道家规，因为琐事与父亲发生冲突，无意间顶撞了一句。父亲大发雷霆，随手将饭桌上一个装满米的洋瓷盆打翻在地，并踹上一脚。按乡下的规矩，只有婆媳吵嘴的，没有公公与媳妇吵嘴的。后来我上高中住校，拿着这个破脸盆去学校报到，一直用到高中毕业。每天用这个破脸盆洗脸，就想到父亲魔鬼般脾气，不寒而栗。偶尔听到乡亲们谈起父亲，无不表露出鄙夷的神情。
我上高中时，父亲的大队长就被上级撤消了，成了普通的贫下中农（社员）。父亲对此有些耿耿于怀，自暴自弃。没有大队长的身份，父亲再也不用给乡亲做精神上或行为上的表率，一下子变得自由起来。一个寒冷的冬天，万木萧疏，朔风飞扬，湾上的王大婆去逝。中国人向来有把丧事办成喜事的习惯，农民也不例外。在缺少娱乐的贫瘠时代，奔丧的人群聚集在一起，就开始摇骰子赌博。没有身份限制的父亲走进了久违的赌场，一如久别的情人，一夜之间，将家里仅有的百余元积蓄输的精光。其实父亲年轻时是精于赌博的，父亲曾经在庄上连开24个双的记录至今仍是乡里的赌徒的津津乐道的话题，这项记录至今无人打破，就像博尔特在奥运会上的百米记录一样，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是无人能破的。不过是由于政府的管制和大队长的身份，将父亲赌性压抑多年，一如蓄满水的堰塞湖一样，在瞬间暴发出来，一发不可收拾。
以前在大集体时期，乡亲只有在春节农闲时间参与赌博。改革开放后，政府管制较松，农民也都有几个闲钱，这时赌博时间从秋收一直持续到次年的“双抢”，几乎涵盖全年时间。双抢过后，农民卖点稻谷，就开始赌博。每年双抢，学校放假，我和父亲并肩劳作，在田里插秧，稻场打谷，父亲从来不浪费一粒稻谷。双抢后在稻场收谷，碾磙后的稻草翻好几次，期望将每一料稻谷都收集起来，父亲认真仔细地翻着稻草，翻过之后还抖动几次。看到这种场面，我就想，赌博时数十元押在骰子上，转瞬即逝，眼都不眨，这时却顶着烈日为了每一米稻谷粒粒计较，十几元可以买多少粒稻谷？这时这么拚命，又何必呢？
母亲害怕父亲赌博出什么意外，经常跟着父亲到赌场，渐渐地也了解了一些赌场的术语。我们那个地方男人虽然赌博较为普遍，但鲜有妇女参与。不久母亲也了解赌场上诸如“大点中点小点天牌地牌豹子”之类的行话，二个年渐半百的老人（农村称50岁的人为老人）穿梭在赌场，成为赌场一段与众不同的风景。赌徒们看到昔日风光无限的大队长也来参与赌博，且逢赌必输，一幅幸灾乐祸的眼神，惊叹30年河东，40年河西。
家乡地处云孝二县接壤地，天高皇帝远。86年的冬天，父亲与众赌徒在云孝交界处云梦界参赌，遇公安派出所二位警察巡视，警察端掉赌窝，并将组织者带到派出所处理。众赌徒见警察人少，围聚冲击警察，并提议冲击乡政府。于是，一队赌徒浩浩荡荡向乡政府开进，如井冈山的游击队伍，父亲也在其列，乡政府一片狼藉。第二天，这边的**乡政府责令所有参与赌博之人挑到菀子自带食物到乡政府劳动，并等候处理，父亲也在通知之列。就在几年前，父亲作为大队领导经常到乡政府开会，而今却作为戴罪之人在乡政府接受劳动处罚，乡政府领导有意无意的调侃和嘲笑，让父亲颜面上有些挂不住。父亲躲着乡政府人员的目光，低着头挑着土。二天后，处理结果出来了，参与赌博的人自行回家，参与打砸乡政府的人员，每人罚款500元，限三天内交清。周末我回家拿生活费，父亲愁眉苦脸，正为500元罚款而发愁。在学校每餐吃8分钱的白菜，考虑到家庭的贫困，3毛钱的肉类每个月都吃不到一次，过冬的棉袄还是哥哥10多年的旧袄子，短一大截，遇上下大雪寒冷天气常常冻得瑟瑟发抖。我有时向母亲提出买个棉袄过冬，母亲要么说没有钱，要么说寒从脚下起，脚下穿暖了，身上自然会暖和。我一直很体谅家里的困难，遇到天冷就在外面跑步，也没有向家里要钱买棉袄，吃饭以不至于挨饿为标准。这500元钱几乎相当于我整个高中生涯的求学费用。父亲抽着烟，一家人沉默不语，气氛有些凝聚。家里养的大母猪门外不合时宜嗷嗷地叫着，如沉闷里的一声惊雷，父亲无奈的说，把大母猪卖掉。
记忆中我家一直有养母猪的习惯，为了怕母猪吃庄稼和他人的菜地里的菜，从小学到初中，整个暑假我都是在放猪。哥哥结婚后分家，姐姐外嫁，我在县城读书，家里只剩下父母2人单独生活，潲水不多，父亲决定将母猪剦了当肉猪养。父亲原意是将母猪养一年左右的时间，让母猪长点肉，肥一些，卖个好价钱。不料出了这赌博罚款的叉子，这是家里唯一能变现的资产。父亲买掉了母猪，又找亲戚借了一些钱，终于在三天内奏齐了500元现金，交了罚款，心里安宁了些许。
如果说这次处罚能作为一个教训，让父亲改掉赌博的陋习，也未尚不是一件好事。可是仅仅过了几天，父亲又到赌场去了，整个赌场父亲年龄最大，资格最老，一段时间几乎天天成为乡亲茶余饭后的谈论的对象。那段时间我在学校上课，完全无心读书，每次回家，总能看到父亲母亲冷漠的脸庞，哀叹时日艰苦，命运不公。母亲对父亲的赌博不敢怒也不敢言，整日以泪洗面，我在学校的生活费都不能保障，有时靠同学接济。春节本来是个喜庆有日子，也正是赌博旺盛的时期，那几年，我最怕过春节，春节对于我家来说，无异于春劫。
我参军后，几乎与父亲没有交流。或许家里实在没有剩余的钱，父亲渐渐远离了赌博，似乎回归正常。我上大学期间，父亲被人介绍到县城一家单位做临时工，父亲负责烧锅炉，母亲识字，负责分发报纸，单位给一间简陋的房子。上大学的寒暑假期间，我有时寄住这间简陋的房子里。远离了赌场的父亲，用农民的淳朴给城里人留下一个老实憨厚的印象。
在我们这个国家，一个单位就是一个官场，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。父亲自认为曾经在体制内工作过多年的时间，在对单位的情况熟悉以后，就介入单位的权力争斗。按理说，父亲作为单位的临时人员，单位的权力争斗应该说与父亲无关，父亲采取袖手旁观做壁上瞧的态度，黄鹤楼上看翻船，把自己的工作干好，二边不得罪就行。但多年官场的历练及党文化熏陶，使父亲这个局外人对权力的争斗有天然的兴趣，反而忘记了自己局外人的身份。不久单位尘埃落定，王旗稳固，父亲被单位辞退，也失去了在城市做临时工的职业。
几年的城市临时工生涯让父亲手上有千余元的积蓄，父亲带着这浸润着辛苦和劳累的千余元有些不甘心的回家了。此时正值端午前后，但乡村的赌风就像是端午的蒿叶一样，正在茁壮成长着。有了现金的父亲想给自己赢一个未来，怀揣着这辛苦几年的千余元现金又兴高采烈上赌场去了。
90年代初千余元现金是笔不菲的数目，相当于一个普通中学老师半年的工资。在县城打工几年没有参赌的父亲，兴冲冲地来到久违的赌场，如沙漠中久渴的行人见到清冽的甘霖，那一份倦鸟归林的喜悦是外人无法体会的。望着父亲鼓鼓的钱包，硬硬的露在外面，众赌徒无不露出仰慕的神情，讨好的地叫着，谦逊的引导父亲在佳宾的位置就坐，父亲此时似乎又重新找回作为大队长的感觉，当仁不让的坐在最方便的位置，扬起鼓鼓的钱包，一幅天下英雄舍我其谁，睥睨一切的样子。
我成年后从来没有参与过赌博，不知道赌博的乐趣，也体会不到赌徒的心理。从乡亲聊天得知，父亲很快地就将自己在县城打工几年的千余元积蓄全部输光，早早地撤离了赌场。父亲离开赌场时心情很沉重，默默无语，灰溜溜的没有一点声响，众赌徒幸灾乐祸的样子，一幅不屑的神情。那一夜没有星光也没有月光，夜晚出奇的安静，初夏虫子叽叽的鸣声很清晰也很清脆。父亲的脚步声有些零乱，急促地呼吸着，有些颤抖，寂静的夜里可以听到心脏的跳动，平时熟悉的大路也变得有些陌生有些恐惧。回到家后，父亲在家休息了几天，几次流露出轻生的想法，搞得母亲也很紧张。这次赌博对父亲的打击的是巨大的，几年辛苦的血汗钱一夜之间转易他人，于心不甘却又无可奈何，作为一名长者参与赌博，输的精光，不注重长者的形象，这让曾为多年干部的父亲，或多或少都会受到道义或良心上的谴责。后来我在部队写信劝告父亲，不要再赌博，作为长者，要有慈祥的心态，为儿辈孙辈做好的榜样，给后代人留下个好的名声。父亲接到信后很不高兴，大声叫骂那有儿子教训老子的，将家里凳子摔得响响的，以发泄自己的不满。此后很多年，我一直没有回家，也从未与父亲交流，只是定时给家里寄钱。我知道以父亲的个性，要改掉赌博的陋习，不亚于一个吸毒的人戒掉毒品。一个贫穷的人，舍不得吃舍不得喝，却可以将自己所有的积蓄一夜输得干干净净，我至今也无法理喻，也难以原谅。后来，父亲还是常去赌场逛逛，没有钱也来观望观望。赌徒也调侃着，您这么大年龄，就不要再来了，一旦公安局的人来巡察，您跑都跑不赢，还得小心被人踩到。父亲对此并不在意，似乎对赌博有着天然的兴趣。
光阴似箭，逝者如斯，父亲也渐渐老去，再也没有了年轻的威严，我们的下一代也开始长大成人，父亲真正到了儿孙满堂颐养天年的时候。没有退休金失去劳动能力父亲这些年真的做到渐渐远离了赌场，对儿辈孙辈讲话也变得谦和起来，多了一份慈祥，没有了往日火暴的脾气。2011年春节，我与哥哥约定回家过年，在部队的侄子也都在春节期间请到假，一大家人都回来了，其乐融融的样子，家里多了一份难得的温馨，母亲愉快地忙碌着，看着这一大家人，笑意写在脸上。打麻将和斗地主的各自玩得热火朝天，侄女与我玩起了摇骰子的游戏，我做庄侄女猜单双，骰子在酒盅里嘀嘀的清脆声清晰得可以看见，父亲在稍远的地方观察着，若有所思的样子。不长时间，我将侄女的数百元现金收入囊中，焦急的侄女对父亲说，爹爹，你是老赌的，教叫我怎么把叔叔的钱赢回来。我瞄了一眼父亲，父亲目光和眼神有些渴望。虽然我与侄女的摇骰子只是简单的游戏（侄女只赢不输），但我仍然可以感觉到父亲对赌博的那份热情和期盼，即使侄女有着父亲熟练的指挥，也并不能扭转胜局。这时，我发现，对于个体而言，每一次猜单双虽然从概率上来讲都是50%，但每一次都是独立不相容事件，每次下注的大小也不一样，心态也不一样，作为赌客，赢钱的概率其实远小于50%，除非是赢一把就离开赌场。我与侄女游戏的结果是，无论侄女怎么猜单双，刚开始侄女能赢一点，时间一长，侄女的数百元就会悉数交出，如是者数次，这还是在侄女心态良好（侄女输了会抢钱）的情况下的结果，所以古语说的好，十赌九输，不无道理。
接到父亲病危有消息，我并没有太多的诧异，父亲患心衰多年，住院好多次，都是母亲照顾的，这一次父亲病危，或许会像往常一样，挺一挺就过去了。母亲在电话里说父亲这次有些危险，我赶到家时，父亲已被移至地上，不能言语，眼泪顺着眼角流出来。我知道父亲已走到生命的尽头，顽强的支撑着，渴望最后看一眼自己儿女。我紧握着父亲的手，有些陌生，也有些沉重。离开家近30年，我对故乡并没有太多的留恋，一直想逃离出去，有时挈妇将雏回家，也是来去匆匆，最多也就是二天时间，与父亲待在一起的时间就更少了。我与父亲，双方都没有走进彼此的内心。手握着生命尽头的父亲的手，当年父亲挑着箩筐冒着严寒大雪送我就医的情景历历在目，不禁潸然泪下，一切过往的爱与恨，都随着父亲的生命，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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